2.你所需要知道的记忆与思维

思维、记忆和语言是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的各种形式。认知应成为心理学重点关注的主题，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某些方面，认知又对心理学声称自己是对心智的科学研究主张构成了存在性威胁。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真正了解某人的头脑内部正发生着什么呢？哪怕是自己的思维过程，我们是否又能真正理解？

研究心智内部

1879年，德国医生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机构，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了。冯特用“内省法”回应了对心理学“主观性”（即认为要客观地观察他人的思维是不可能的事）的质疑，这是一种让个体尝试客观地报告自身思维过程的技术。

冯特相信能将足够科学的心智训练成客观冷静且能达到科学上要求的精确性的观察者，以对自身内部的运作方式进行观察。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1878—1958）在他1913年的宣言《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中，向这一方法的基本谬误发起了猛烈进攻。[·即心理学史上著名的“行为主义运动”。]

华生争论道，用科学的方法对心理的内部工作方式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唯一符合科学规范的研究必须是对那些可观察的事物（也就是行为）展开的研究。于是人们开始称这一心理学学派为“行为主义”。随后的几十年中，它始终在研究思维的各学派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一些研究者早就给出了证据证明要深入洞悉认知是有可能的。随着这些种子进一步生根发芽就逐渐发展成了今天所说的“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取向将机智的实验方法与信息加工模型相结合。这一模型基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兴起的计算机科学的概念，将心智视为一个对输入信息（如知觉刺激或记忆）进行加工以产生输出信息（认知和行为）的处理单元。

小阿尔伯特

行为主义遭到了批评，因为它变得越发像教条而非科学，一个可阐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心理学研究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

约翰·华生最为著名的实验就是“小阿尔伯特”经典条件反射研究，这一实验的灵感来源于俄国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及他所做的实验。巴甫洛夫的实验表明狗能够形成经典条件反射（通过训练或教导而习得），以致像摇铃声这样的一个中性刺激也能使它们分泌唾液。华生想要证明这里面的一些过程可以被应用在人的身上，于是进行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存在着伦理争议的实验—他打算让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形成经典条件反射，这位小婴儿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小阿尔伯特”。

华生声称要让阿尔伯特形成将白鼠和令人不快的惊吓（一声巨响）联系起来的经典条件反射，以至于这可怜的孩子只要一看到老鼠或其他白色的毛茸茸物（包括小白兔、圣诞老人帽，甚至还有华生的胡须）就做出痛苦的反应。随后有消息透露称小阿尔伯特的真实姓名叫道格拉斯·梅里特（Douglas Merritte），他因为脑积水而患有认知功能障碍，于6岁那年病逝。这似乎解释了华生选择道格拉斯作为被试的原因是这个男孩不太可能对像老鼠这样的刺激表现出一种先存反应，而这是一个可使研究无效的混淆变量。华生在小阿尔伯特研究结束后继续发展他的职业生涯，尽管他知道这一研究存在着缺陷。

集中注意力

最直接和明显的认知（和意识）表现形式就是你在任何特定时间下所思考或聚焦的内容。注意是意识的核心，同时也是认知心理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它常被用于替换更为宽泛同时也更难解释清楚的意识概念。

追随耳

1953年，声学工程师科林·彻利（Colin Cherry，1914—1979）设计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实验来探讨人们如何注意到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以及同时有多股或多通道信息输入时会发生什么。这在一些像空中交通管制这样的职业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在空中交通管制行业中，管制员需要过滤无关的声音/话语并只聚焦于最重要（或最突出）的信息。

在这一实验中，彻利的被试[·被试指心理学测试或实验中接受测试或实验的对象，可产生或显示被观察的心理现象或行为特质。]所戴上的耳机会向每只耳朵输入不同的听觉信息。他要求他们只注意其中一只耳机传来的信息，以确保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一个通道上，被试会被要求“追随”他们所听到的话语并大声地跟着复述听到的内容。

随后他们要接受测试，以了解他们是否从另一只耳机所播放的内容中获悉了什么信息。

结果表明被试几乎无法报告任何出现在非注意通道上的内容，尽管他们能够回答出这些信息是由词汇还是仅由音调构成的，并且还能报告出说话人的性别。他们没有注意到说话人使用的语言类型、这些信息是否以颠倒的顺序播放，甚至没有注意到是不是重复播放着某一单词。

1958年，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1926—1993）受这类研究的启发构建了一个大脑接收并处理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模型。他用标有方框和箭头的流程图（后逐渐演变成认知心理学中常用的概念化范式）来表现听觉信息输入所涉及的多种通道，其中注意“模块”作为过滤器负责挑选出最为突出[·根据布罗德本特的早期研究，过滤器并不是依据信息的内容而是依据信息的物理特征做出选择的，因此，此处指的“突出”是针对信息的物理特征而言的。]的信息，这些信息随后会传至大脑皮层以参与更高级的加工过程。

在布罗德本特的模型中，除了输入的信息显得最为突出的通道外，其余通道都会遭到拦截，但这也意味着它并不能解释这一领域中的一种广为人知的现象，这一现象曾鼓舞了彻利的原创性研究即鸡尾酒会效应[·鸡尾酒会效应，是一种人们能过滤掉背景噪声而聚焦于某一声音的现象。（作者注）]。这一模型的修正版本加入了其他加工过程阶段，让局部过滤器兼容前意识和潜意识，这类情况是解释鸡尾酒会效应时必须要用到的。

看不见的大猩猩

1959年开展的一项实验表明几乎有三分之一已看过预告片的电影院观众没有注意到有一位打扮得像幽灵一般的男子正在穿过舞台。1999年，丹尼尔·西蒙斯（Daniel Simons）和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 Chabris）进行了一项升级版的实验。他们在这项实验中要求被试观看一场篮球比赛的视频录像并数一下两个球员之间的传球次数。在这些全神贯注于特定任务的被测试人群中，大约有半数人没有注意到当比赛进行到一半时有一个打扮得像大猩猩一样的人正穿过球场。这一“看不见的大猩猩”似乎证明了一种被称为“非注意盲视”的现象，即只有当我们注意到这些事物时，它们才能被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看见”。

记忆的基础

记忆是一种记住学习内容和经验的能力。这是构成人类心理的核心基本要素之一，它也是人类全部成就的基石。英国神经生物学家科林·布莱克莫尔（Colin Blakemore，1944—）指出，没有记忆，“可能就不会出现语言、艺术、科学、文化了。文明本身就是人类记忆的精华”。

大脑结构和记忆

记忆涉及存储和回忆，并且大部分大脑结构都会在某一时刻参与到这两个加工过程中。这些重要的脑区包括位于脑干顶部的丘脑。

丘脑，作为一个对输入的感觉刺激进行早期加工和整合的节点。它是信息抵达大脑前所必须途经的第一个端口，并且它也负责整合有着不同来源的信息，将信息传递给相应的大脑结构。作为输入的感觉信息所必经的大门，丘脑可能在感觉登记[·感觉登记，又称为“感觉记忆”。不同种类的感觉信息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感觉登记，对这些感觉信息的登记统称为“感觉记忆”，感觉记忆负责存储已经过编码的感觉信息。]的运作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海马体属于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它在记忆的许多不同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通过训练习得新的技能、学习新的事实以及识别面孔和地点。它对名为“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的记忆类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杏仁核在产生情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在形成记忆的过程中，依据情绪的显著程度和情绪的内容给记忆贴标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脑皮层被认为是存储着记忆的场所，尽管这一存储过程的具体细节很可能是高度复杂而微妙的。在1960年前，人们假定特定的记忆必须借由特定的神经元网络而被表征在大脑皮层的特定部位，以至于可以通过切除一段记忆在大脑皮层上的物理踪迹来有效删除这段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正进行大脑外科手术的病患开展了一项研究。当大脑的表层（大脑皮层）暴露于空气中时，每位病患在手术过程中都仍保持着意识清醒的状态。通过使用微型电极来刺激大脑皮层，外科医生能够触发记忆，但出乎他们的意料的是，他们也发现通过广泛地刺激不同的点状区域能触发相同的记忆片段。这一研究发现进一步发展为“分布加工模型”[·分布加工模式，全称应为“平行分布加工模型”，又被称为“联结主义”或“神经网络系统”。]，它假定表征记忆的神经元网络并不止局限在一处点状区域上，而是分布在大脑皮层的各个角落以及大脑的其他部位。

普里布拉姆的全脑理论

1969年，奥地利-美国神经外科医生兼神经病学家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1919—2015）进一步将分布加工模型提炼为“整体性的”大脑模型，即将大脑中的记忆视为全息图（holograms）一样的存在。在一张全息图中，记录原始影像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常规的照片。尽可能放大常规照片的每一部分，它的清晰度会有所下降。

普里布拉姆提出记忆在大脑中的存储方式与影像存储在全息图中的方式是类似的。因此，一段记忆被存储在大脑的一整片区域上，并且在这一整片区域上的任何部分都能被用于重现这段初始记忆，尽管在回忆时仍需要激活整片区域以保证提取的内容具有最高的清晰度。因为普里布拉姆提出了每段记忆都是一张张各不相同的全息图（因此大脑包含了多重全息化区域），这一模型也被称为“完整的”而不仅仅是“全息的”。

普里布拉姆的理论解释了大脑损毁的部位如何导致了随后记忆的衰退而非全然丧失，如衰老或饮酒造成的大脑损毁，并且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有时只能模糊地记得一些场景或情景，而不是只能清晰记住场景中的一部分同时完全忘记其他部分。然而，反过来说也可能是对的，你可能真的想不起第一次到海滩玩的任何细节了，但初次尝到的冰激凌的味道是你完全能清晰记起的。因此普里布拉姆的理论不一定能解释全部情况。

记忆模式

“模态模型”[·模态模型（modal model），是由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和谢夫林（Richard Shiffrin）提出的经典记忆模型，因而又被称为“阿特金森-谢夫林模型”。它曾经是记忆研究领域的主导模型，但现在由于“工作记忆”概念模型的兴起，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基于模态模型的理论框架展开的。]是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记忆模型之一。根据模态模型，有三大记忆基本类型（或称模式），包括感觉登记、短时记忆（又名“工作记忆”）以及长时记忆。

感觉登记

感觉登记器是一种参与心理过程的清算所[·清算所，是伴随期货交易的发展及标准化期货合同的出现而生的产物，在交易过程中，清算所既是所有期货合同的买方，也是卖方，因而与交易双方都发生关系。]，它存储着首次抵达大脑的信息。感觉登记器在心理过程中的作用等价于计算机的闪速存储器。

每一种感觉模式都有自己对应的感觉登记，并且不同类型的感觉登记器有着全然不同的存储特性，但它们都只能将信息暂存较短的一段时间。

例如，视觉登记器只能存储影像[·影像，用认知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图像”。]不足半秒。而存储在听觉登记器的信息被称为“声像”。

感觉登记的作用就好比一个缓冲器，只能在前意识层面暂时性地存储大量数据（其中大部分都是些无关的或会分散注意力的信息），以使得你那有意识的心智不必遭受感觉超载，甚至适用于记忆加工过程的第一阶段。

感觉登记器中的信息须接受初步的识别和分析，例如在“模式识别”这样的加工过程中，大脑会将这些感觉信息与存储在记忆中的已知模式进行匹配。

由于大量信息只能暂时性地存储在感觉登记器中，仅极少部分信息能进入到记忆的下一阶段，即短时记忆。注意机制负责对“未加工的”数据进行过滤。

短时记忆

你将此时此地需要用到的信息都存储在短时记忆中。有时它也被描述为一种“心理工作空间”，而这一实践属性反映在其别称“工作记忆”上。

有关短时记忆的功能的一个典型例子就发生在某人告诉你一个你需要用到的电话号码时。这些数字序列在你的记忆中保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以便你在需要的时候能用上。

存储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的保存期限是有限的,除非你不断地复述或者在脑海中不断地重温这一信息，否则它将在数秒后从你的记忆中逐渐消失（或称“衰退”）。

另一个会导致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消失的过程是“干扰”，即新的信息片段将更早些时候存入的信息片段“挤出”短时记忆之外[·记忆痕迹衰退理论和干扰理论不仅仅是解释短时记忆中的遗忘现象的重要理论，同时也可以用于解释长时记忆的遗忘。记忆痕迹衰退理论在解释短时记忆的遗忘时使用的是“衰退”的概念，而在解释长时记忆的遗忘时使用的是“弃用”的概念，这是一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用进废退”观点。但这一理论更多情况下还是更适用于解释短时记忆的遗忘现象，而在解释长时记忆的遗忘时，更常用到干扰理论的观点，即由于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其他信息的干扰，而导致人们难以准确提取所需的信息。]。

一些旨在探寻有多少人在经过一段较短的时间后仍能记得信息的实验表明，如果信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他们能存储更多的信息[·例如，呈现配有一系列图片的词语列表，而不只是简单地呈现两个词语列表，这就暗示了实际上短时记忆可能存在着好几种各不相同的子类别或子系统 。这些子系统就是艾伦·巴德利（Allen Baddeley）提出的工作记忆模型的各组成部分，包括分配注意的中央执行系统、将多种信息合并为事件记忆的情景缓冲器、加工视觉与空间信息的视觉空间画板、加工声音的语音回路。]。

其中最为重要的类型也许应为负责存储视觉表象信息的短时记忆，以及负责存储言语或声音信息的短时记忆。

第一种有时也被称为“视觉空间画板”。它类似于一个可以被擦干净的心理白板。图像或心理地图被存储在此处，以便在使用像长期规划等其他的心理功能时能够提取相应的信息。

语音回路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短时记忆子系统，它存储着“音素”[·音素，是语言的基本发音单位。音素并不具有意义（语义），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是词素。]，或可称其为听觉信息的单位。通常音素指的是构成话语的音节，但它也常包含数字或单纯的响声。

语音回路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语音存储器，在这里能保存约2秒长的信息。另一个是复述装置，你会借此在语音回路中不断地复述着存储器中的信息，但只以默读而非真的说出话语、发出声音的形式进行。这一装置会不断地更新保存在语音存储器中的信息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这对于完全发挥语言的功能（如将输入的声音与其代表的意义相联系起来以及学习新词）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视觉空间画板和语音回路外，有研究证据表明可能在语义、嗅觉信息以及聋人群体所使用的手语信息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短时记忆子系统。

编码

信息要从短时记忆过渡到长时记忆就必须被编码。编码决定了一段记忆是将被存储进入长时记忆还是只是简单地消退并永久地消失，被存储的时间有多长以及有几成把握能存储这么长的时间，被存储和用于回忆的形式，以及日后被回想起的难易程度。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段短时记忆是否会变成长时记忆呢？

两步关键的加工过程是“注意”和“复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重要性或显著性的短时记忆内容（那些有趣的、重要的或者具有积极或消极情绪效价的信息）将会抓住并留住你的注意力。你的短时记忆为了留住这些信息启动了“复述”这一加工过程，临时的信息缓存器被不断地更新以阻止信息流逝。如果你维持这一过程以足够长的时间，信息向更长期的存储器转移的过程就开始了。

为了成为大脑的长期记忆存储器中的一分子，一段记忆必须要被编码，也就是说要被记录为一整套记忆元素，以便随后能经重新整合而复原该段记忆。但编码并不是一个简单地一蹴而就的加工过程，不同的编码水平对应着不同的存储水平[·这便是弗格斯·克雷克（Fergus Craik）和罗伯特·洛克哈特（Robert Lockhart）所提出的加工水平理论。]。

最初对一段记忆进行的编码是将其转移到一种中介记忆存储器中，记忆在1小时到几天内将存储在此处直到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以某种方式重访存储的信息，通过使用或想起这一信息，或借由会勾起该记忆的原始刺激去接受更进一步的编码，可能会使得这一信息被存储更长时间。

然而，并不是所有编码都是等价有效的。这涉及将该记忆的元素与其他已存在大脑中的记忆片段或记忆元素相联系的过程。如果只能形成很少的联系，这种编码就被认为是浅层水平的。

相反，在深层编码阶段你会形成许多新记忆片段和现存记忆之间的强联系。例如，你更可能会记住在海边的那一天，如果这段记忆能使你想起童年的假日，或者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的话（随后这一记忆又会和一整串与爱等有关的联想捆绑在一起）。

例如，如果你理解了某一数学公式是如何被推导出来的，你就更有可能会记住它。在这些例子中，记忆因为这些强有力的联系或一次彻底的理解（涉及找联系的过程）而得到了深层编码。经过深层编码的记忆能更为牢固地存储在脑海中并且也更容易被回想起。

神奇的数字

认知心理学中最具里程碑式的一份研究论文就出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1920—2012）之手。他在1956年发表的题为《神奇的数字7±2》（The Magical Number 7 Plus or Minus 2）的论文中证明了短时记忆的平均容量[·即它所能留存的信息的“比特”。比特，是计算机专用术语，它是二进制数字中的位，是信息量的最小度量单位。通信领域的专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首次正式将这一单位应用于自己的通信模型，他将信息用“比特”进行编码，这成为所有数字通信的基础。

]或者说“组块”数量为7±2，这是因为个体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一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记住9条信息，而其他的一些人则只能记住5条。这就意味着当让人们看一些包含着数字、名字、字母等的列表并让他们进行背诵时，大多数人能够在忘掉某些内容之前完整背出包含7个条目的那一个列表。你在这一过程中所能记住的数字的数量就是你的“数字广度”，这一神奇的数字并不只适用于数字形式的信息，它涵盖了任何可被分解为非连续性信息包或组块的信息，如词汇、概念、图像、噪声或乐音。

米勒的研究使得电话公司在设定电话号码时会确保其长度不超过7个数字（不包含作为前缀的区号）。甚至时至今日，大多数的手机号码都是由一个共同的前缀号码及紧跟其后的6个数字组成的。

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主要有两类，“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也分别被称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陈述性或外显记忆是指你知道你所了解的事物（例如别人的名字、你在假期去了哪里、一块面包的价钱、你的钥匙在哪里）。有时它也被描述成“知道”。这一类记忆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

语义记忆包括了事实和数字、名称和词汇以及对客体和动物进行再认的能力。这是一种与意义（语义）相联系的记忆。它是一种必要且基本的记忆类型，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和语言。

情景记忆包含了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如事件、情节、情境等，这一类记忆包括自传体记忆。这是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物的记忆，并且要维持你的身份认同感，它是不可或缺的。

程序性或内隐记忆是有关技能、能力或程序步骤的记忆，你并不需要真的记住要怎么做这些事情（如走路、骑自行车和刷牙）。有时它也被描述为“知道怎么做”。程序性记忆似乎是不同于描述性记忆的一个独立系统，因为遗忘症患者会丧失后一种记忆（描述性记忆）但却仍保留着前一种记忆（程序性记忆）。顺行性遗忘症患者[·顺行性遗忘症患者，指丧失了形成新描述性记忆能力的患者。]仍然能学会新的技能，即使他们无法回忆起曾运用过这些技能。

构造记忆

记忆并不仅仅是能被一次次重复运行并每次都会生成完全相同反应的小型计算机例行程序。它们也并不是像照相底片那样能被重复曝光并形成完全相同的图像。一段记忆是此时此刻基于从过去中提取的要素所构筑形成的心理体验。例如，你对吃冰激凌的记忆是由甜味、冰凉感等心理表征所构筑形成的。换句话说，一段记忆是对初始体验的一次重构。而记起这一体验就有点像拥有了一段和初始体验有着相似构筑方式的虚构体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记忆很可能是不可靠的，以及不同的人为何对同一事物有着全然不同的记忆。由于名为“错误归因”的现象，人们甚至可能会记起从未发生过的事。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当我们记起曾在电视上看过的某些内容时，会认为这是曾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遗忘

上述的记忆加工过程中的任一阶段出现故障都可能会导致遗忘，包括短时记忆的衰退和干扰、将短时记忆编码至长时记忆过程中所出现的故障，也包括提取或回忆一段记忆时出现的故障，即使这段记忆很可能仍被存储在大脑中。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要求人们记住几项内容随后再要求他们写出这些内容时，如果只给他们一张白纸的话，他们可能会漏写一些项目，但如果给他们一张附有所有项目标题的列表清单时，他们就能依据这些提示回忆起先前他们看似已遗忘掉的内容。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当某人因发烧而出现谵语的症状时，他能流利地说一种自童年起就从未用过的外语。这样的例子引发了一个疑问，任何事物都可能被我们遗忘掉吗？

另一个有关遗忘的理论属于弗洛伊德学派取向。这个理论中，遗忘和一个“动机性”的过程有关，“压抑”这一过程就意味着出于种种原因而故意在潜意识层面上抑制记忆的唤醒。

但遗忘到底是由于记忆痕迹真的消失了所引起的，还是仅仅由于提取信息失败所导致的呢？目前学界普遍假设存在着某种进化上的或适应上的效益作为选择机制，从而能够挑选出那些重要的、有用的记忆，以防止这些记忆被大量的相对不重要的信息所掩埋。

语言和思维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是最早记录了埃及法老萨姆提克一世（Psammetichus，公元前664—前610在位统治）探寻语言的起源这一事迹的人之一。在这个记录中，受试的孩子们自出生后就没有人同他们说过话，因此他们也从未有过接触语言的经历。随后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Mogul），是巴布尔于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封建专制王朝，在该帝国的历史上建有现闻名于世的泰姬陵。]的皇帝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1542—1605）、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1194—1250）以及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James IV，1566—1625）的身上。

据说这些统治者们为了确认最基础或原生的语言，而设法证明一个假设，即一些语言形式必然是与生俱来被固定在人类大脑中的。据说一群苏格兰孩子被幽禁在一座只有一位哑巴牧羊人及其羊群做伴的孤岛上，却开口说出了希伯来语，尽管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更可能发出像那哑巴护理人一般的尖叫声，或者发出像岛上那群山羊和绵羊一般的咩咩声。”

一些针对因遭忽视而在没有语言的环境下被抚养长大的野孩子的自然观察实验，似乎都证实了司各特的直觉，这表明了语言并非与生俱来的。

无声的思维

一些心理学学派争论道，思维取决于语言或是由语言所决定，这一立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语言决定论。这一观点的其中一位支持者就是行为主义学派的约翰·华生，他认为所有的思维实际上都是一种无声的“默读”（察觉不到声带的振动）。这一被称为“外周论”[·外周论，是一种强调感觉运动过程而非其他认知或中枢过程对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的理论认为没有说话的能力是不可能进行思维活动的。

语言决定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版本是萨丕尔-沃夫的语言相对假说，在这两位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提出不同文化存在着各异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在最基础层面上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后，这一假说便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例如，本杰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最有名的主张就是因纽特人对雪的知觉方式不同于说着一口标准欧洲语言的人，因为因纽特人有着20种（如果你信得过《华盛顿邮报》的话，也可以算是15种）各不相同的与雪有关的词汇。现在大部分由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和沃夫列举的证据都被一个事实所削弱，即像因纽特语和英语这样的语言之间要进行翻译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有关颜色词汇和颜色知觉的跨文化研究证据逐渐削弱了语言决定论所列举的实例的说服力。

尽管许多文化的语言中都没有英语中的基本颜色学名类别多，但测验的结果表明，在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和有着更多颜色学名词的文化一样，都能识别出全部颜色。换句话说，认知（以颜色知觉为例）并不是取决于语言的。

人工智能（AI）

认知心理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就是人工智能，它也被称为“机器智能”。这一概念提出了某些机器（可能是一台电脑）可以是具备智能的，尽管仍不清楚这是否等同于人类智能或者某些其他类型或程度的智能。而且准确地说，你要如何给人类智能下定义呢？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一台机器是否具备某种程度的智能呢？“功能主义”的哲学思想支撑着人工智能的前景，该哲学思想声称大脑不过就是一台机器，而心智和意识就是这台机器的功能状态。用计算机的处理过程来做一个清晰的类比就是功能主义将大脑视为计算机的硬件而将心智视为计算机的软件。计算机处理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其软件（如一个计算机程序）要能以多种方式实现，即要能够在不止一种硬件上被实现（运行或者执行指令）。因此，如果人类智能是一种通常在大脑上被实现的软件，可能它也能在不同类型的硬件上被实现，如在一台电脑上。这与被称为“强人工智能”的理论有关，该理论主张一台机器能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能和意识。与此相反，“弱人工智能”则主张像计算机这样的机器能被作为人类智能的模型并用于检测人类智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真的能具备像人类那样的思维。

图灵测试VS中文屋

人工智能领域的许多基础性问题至今都仍未解决，特别是像心智和意识的本质这种与哲学问题有关的内容。两个思维实验代表着关于强人工智能可能性的两种相反观点，阿兰·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的模拟游戏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1932—）所描述的中文屋（Chinese room）。

图灵是一位英国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先驱，他为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和实践开发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觉得询问是否存在着智能的机器是毫无意义的，他提议应该换一种行为主义学派的方法来观察一台计算机的行为是否显得具有智能。他认为如果一台计算机能成功地伪装成一个人类，即当一个人在和一台电脑交换文本信息时没有发现它并不是真的人类，我们将不得不承认这台计算机具备与人类相似的能力。

但即便一台电脑能够通过所谓的图灵测试，这能等同于我们所说的智能吗？美国哲学家塞尔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了一个叫中文屋的著名思维实验。塞尔想象有一个男人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一张张写有中文的纸被塞进他所在的房屋中。这个男人根本不懂中文，但通过指南上的一系列指导进行操作，他能够组合这些字符从而用中文做出回答，并把写有中文回答的纸条通过一个狭槽传递给外界。而对于屋外的中国人来说，屋内的男人看起来就像是懂中文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塞尔表示人工智能就像是身处中文屋的男人，可以在完全不理解内容的情况下组合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人工智能缺乏“符号基础”。中文屋这一争论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即一台机器是永远不可能像人类一样具有意识的，因为它永远都不可能理解意义或者拥有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