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抚州一家农户正在进行直播卖货。在农商直播的带动加持之下，农村网民正逐年递增。视觉中国图

迷藏卓玛觉得，她的命运是被一小块手机屏幕改变的。

家住偏远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高原地区，人生的前二十年，卓玛没有走出过她成长的县城。她在酒店当服务员，在景区摆地摊，旅游淡季里没有稳定的收入。

直到她开始接触互联网短视频。3年前，20岁的卓玛在上山挖虫草的途中拍了一条视频，借着山顶的信号，她把视频发在快手上。第二天，这条视频火了，播放量接近六十万，粉丝数从原来的二十多涨到两千多。

如今，卓玛已是拥有约两百万粉丝的网络红人，她在直播中分享自己的生活，也为家乡的松茸带货。虽然脚下的坐标未曾改变，但通过互联网，卓玛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网民产生了深刻连接。

在迷藏卓玛出生的1997年，中国只有62万人使用互联网。23年过去了，这个数字翻了1516倍——2020年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0%。

1997年，国家主管部门研究决定，由CNNIC牵头，统计调查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并形成每年年初和年中定期发布报告的惯例，至今已发布46次。这些报告记录了中国互联网的成长轨迹，也勾勒出中国网民的白描画像。

画像中，卓玛的身影既平凡又特别。她只是中国网民的九亿四千万分之一，但她的故事，映照着中国互联网的下半场。

女性、农村网民比例激增

在规模激增的背后，23年间，中国网民的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像迷藏卓玛这样具有“女性”“农村”等身份标签的网民，逐渐从舞台边缘走到聚光灯下。

最新发布的第46次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男女比例为51：49，与整体人口中男女比例基本一致。这一看似寻常的网民性别比例，中国用了二十余年光阴才达成。

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1994年4月20日，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家庭中的第77个成员。

许多国家都有互联网络信息中心。1997年，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建CNNIC，让其行使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职责。

成立不久的CNNIC开启了中国互联网统计调查的先河。当时，中国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只有8家，国内所有互联网用户都要从这8家接入，CNNIC就把调查问卷放到这8家运营商的网站上。此外，CNNIC把问卷登载在报纸《计算机世界》上，让用户填完再寄回。凭这两种方式，当年CNNIC回收了1802份有效调查问卷，以此完成了第一次统计报告。

这次报告显示，参加问卷调查的互联网用户中，女性仅占12.3%。

到2000年，CNNIC回收的调查问卷已经达到了36万余份，增长了两百多倍。这一年年中发布的第6次统计报告中，女性占比升至25.32%。

2005年是一个数据上的关键点，中国网民规模超过1亿。2008年，中国网民数量成为全球第一，年初CNNIC发布的第21次统计报告显示，2.1亿网民中，女性占比42.8%，低于男性的57.2%。

“这一点与我国的人口特征密切相关。”第21次统计报告解释，从中国总体人口特征上看，男女性比例比较接近，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及男性，而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是上网的必要条件。

此后十余年，中国网民中男女比例继续缩小，性别结构逐渐趋向均衡。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章玉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女性网民比例上升反映了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总体提高。

第21次统计报告还有一项贡献：它开始注意到，中国城乡互联网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2008年，74.9%的中国网民都居住在城镇，城镇网民数达到1.57亿人，而同期农村网民数量仅有5262万人。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27.3%，农村仅为7.1%。

随着时间推移，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截至2020年6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5亿，占网民整体的30.4%，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2.3%。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比例不断减少，但网民中的农村人口比例却不减反增，更凸显了互联网在农村的迅速普及。

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农村新增网民数就超越了城镇新增网民数，成为中国互联网的重要增长动力。

向低学历、低收入人群扩散

在2012年刚开始上网的新网民中，一半以上是农村网民。而这一群体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60.4%——CNNIC第30次统计报告分析，对于中国广阔的农村地区以及庞大的流动人口而言，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是更为廉价和简便的方式。

2014年，中国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83.4%）首次超越传统PC端使用率（80.9%），手机开始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截至2020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9.32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已经达到99.2%。

“互联网的下半场是在五环以外的世界。”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朱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人们主要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时候，网民偏向社会精英阶层；而随着手机上网的普及，互联网用户逐渐平民化，互联网开始进入下半场。

只需要一部手机，只有小学学历的迷藏卓玛，就能享受互联网下半场的红利。CNNIC近十年的统计报告显示，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但持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

在网民的职业分布中，农林牧渔劳动人员（15.3%）开始成为仅次于学生、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的第三大网民群体，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11.4%）也在不断增加。

不同职业的群体对于互联网的使用有所不同。朱巍分析，农村地区的人偏向娱乐，各个直播平台都在推农村网红，参与扶贫工作。政府机关的人员更多将互联网作为工作的工具。自由职业者/个体户比例的上升意味着，他们使用互联网的用途更加多元，不仅是创业、工作上的需求，还会用来娱乐。朱巍认为，他们是关键的一部分人，通过信息的获取和发布去感受社会，也去影响社会。

网民收入水平逐年增长，但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目前占到31.5%，比2015年7月时（27.20%）略有扩大。在朱巍看来，低收入人群是互联网未来的主力军。这一类人群收入较低，但却拥有较多空闲时间，他们会将大量时间投入互联网之中。由于基数庞大，他们的出现促进了“关注度经济”，因而受到广告商的青睐。在许多网红的粉丝量构成中，低收入人群的比重较大，网红可以凭借庞大的粉丝基数接广告、带货。

CNNIC在2020年初发布的统计报告中首次提及网络扶贫。截至2020年6月，网民在互联网上看到“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宣传”的比例达到51.5%，了解网络扶贫活动的网民中，网上购买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的网民比例达34.6%。

卓玛也是该项目的受益者。那条视频爆火之后，有人不断来私信询价。她和丈夫开始转型依托互联网卖货，也思考如何帮助其他村民摆脱贫困状态。2018年，卓玛将原来向村民收购的模式转成统一加工包装的模式，让产品更加标准化，进而统一出售。她在家办了一个松茸合作社，邀请十多位年长者、孕妇参与工作，每天给每人发工资150元。

网络扶贫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公交道路建设、网络设施的建设，如毛细血管一般深入乡村的末梢。2018年5月，迷藏卓玛的家乡贡色村接通宽带网络。迷藏卓玛可以在更稳定的网络中开通直播。几个月内，卓玛的粉丝快速从50万上涨到120万。而她的货物随着不断完善的道路修建，正源源不断地从高原运输出去。

网民年长化

“听说年轻人都在玩B站，我也想做UP主。”在B站发布视频之后，89岁的老人江敏慈火了。她是B站最年长的UP主之一，入驻5个月积累了37万粉丝。打开她发布的视频，弹幕里铺天盖地的问候：“你好，奶奶！”

截至2020月6月，20至49岁的中青年网民占比59%，是网民的主体。50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占22.8%，这一比例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CNNIC于2018年1月发布的统计报告中，50岁以上网民占比10.4%。而在互联网起步的1997年，50岁以上网民占比仅4.80%。

一方面是网络接入环境日益普及，增加了中老年群体接触互联网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本身也在持续加深。两者共同作用下，中国网民的年龄结构趋向年长化。

青少年网民的比例则在逐年走低。十年前，20岁以下的网民占到全体网民的三成，如今只有18.3%。

网民年长化趋势孕育了一批江敏慈这样的老年网红、银发主播。中国社科院新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谭天在一篇相关论文中分析，不少老年网红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产生，排解了当今社会空巢老人的孤独感，比起大多数青年网红更为功利性的需求表现来说，他们有更积极的人生态度。

也有老人是被迫卷入互联网进程，比如65岁的陈桂。她二十多岁从农村出来打工，目前在长沙干着三份保洁工作，加起来每月可以挣一两千元。

智能手机在最近两年才进入陈桂的生活。此前十多年，她熟练地使用一部巴掌大的老人机，只用于打电话、发短信，每个月50元话费就够用了。儿子帮陈桂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她放在家里，只能连着Wifi使用，最常用的只有微信的语音和视频通话。平日出门，她一般会带老人机与别人联络。在线支付、网络购物、乘车码等功能，她一律不会用。日常买菜，陈桂依然习惯用零钱付款，口袋里不时蹦出一两毛的硬币。她担心手机上复杂的操作会让她被骗。

还有许多比陈桂更抗拒互联网冲击的人。中国目前仍有4.63亿未跨越数字鸿沟的非网民，其中农村地区人群占比为56.2%。CNNIC第46次统计报告显示，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设备不足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

“在关注网民规模增长的同时，仍需要对非网民群体予以重视。”报告称，远离互联网使得非网民群体无法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出行、购物等服务便利，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网民群体无法获取更及时有效的防疫信息。

新冠疫情触发网民需求

朱巍认为，新冠疫情催化了互联网下半场的到来，许多之前铺垫已久的互联网应用，在疫情影响下，迎来网民需求量的爆发式增长。

以在线医疗为例，韩璐是2020年新增的在线医疗用户。2月，韩璐怀上二胎，从医院产检回来之后，她一时想不起来医生开的药物名字。去医院太麻烦，韩璐首次尝试线上问诊：打开医院公众号、实名认证、挂号、问诊，半小时之后，她得到了医生的答案。

截至2020年6月，中国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76亿，占网民整体的29.4%。26.4%的网民在线购买过药物、健康器械等医疗用品，17.9%的网民使用过网上挂号、问诊等在线医疗服务。

疫情还助推了“宅经济”。截至2020年6月，近八成中国网民会在网上购物，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网上零售额达51501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达到25.2%。

在线教育行业尤为明显。疫情期间，在“停课不停学”政策的引导和助推下，全国2.82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在线教育行业的日活跃用户数量从平日的8700万上升至春节后的1.27亿，升幅达46%，新增流量主要来自三四五线城市。

不过，在线教育并不能完全替代线下教学。胡安安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英语老师，2月以来，她与学生在线上一对一教学时经常感觉自己面对着电脑自说自话，学生的反应也不像线下那么容易捕捉。

于是，疫情不那么紧张后，在线教育行业出现退潮。CNNIC第45、46次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3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到4.23亿，三个月后缩减为3.81亿，增长率为-10.0%。

2020年3月至6月，用户规模出现负增长的还有网络新闻、互联网理财和网约车行业，增长率分别为-0.8%、-8.7%和-6.1%。朱巍分析，疫情期间，大部分人又回归到电视，在特殊时期，大家更相信传统媒体。疫情期间，由于限制出行，网约车下降是一个正常现象，近两年互联网理财爆雷较多，到目前还存在一定影响。

在朱巍看来，互联网对社会重构的影响非常大。在未来，互联网网民的规模在总体数量上一定会增多。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应用发展将线下的都搬到了线上。线上经济不单纯是互联网，还与线下相互联通。一方面，基础公路的建设、物流体系是核心。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法律保障，如电子商务法、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只有这些保障跟得上，网络经济才能起来。

（陈桂、韩璐、胡安安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崔頔 南方周末记者 丁朵